資深資訊長 Phil Fasano 對執行長和公司董事會提出諸多坦率的建言,說明為何他們應該在支持新工作方式的技術上投資。
CIO Taiwan 文/Martha Heller 譯/林麗冠
Phil Fasano 曾在AIG、Kaiser Permanente、Capital One、JP Morgan Chase、美國金融集團和德意志銀行擔任資訊長。他是2017年資訊長名人堂成員,目前在多個董事會任職,並且是一家諮詢顧問公司的執行長,該公司對高科技和其他新創公司提供諮詢。說他對工作的未來有諸多洞見,一點都不為過。
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我們討論執行長如何需要利用遠端工作並在自家公司中嵌入轉型DNA,以及企業領導人在考慮工作的未來時需要牢記的其他事項。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稿。
Martha Heller 問:成熟企業的執行長為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環境規劃時,應該如何考慮技術投資?
Phil Fasano 答:近十年來,大多數企業一直不願規劃足夠的技術預算來推動真正的轉型,抱持的態度一直是,「我們的技術夠好,所以再等一年看看。」然後突然間,我們就來到目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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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企業的執行長及董事會而言,COVID-19突顯了一個事實:在現代,技術可以使人們隨時隨地有效完成工作,而這些主管並未準備好在現代經營公司。危機過後,執行長們將發現,他們需要取出被套牢在租賃和實體資產中的資金,並將這些資金部署到技術中。
這場大流行正在創造人們對執行長的真實需求,也就是要求執行長為新的五年投資計畫提供資金,因為這個新世界不會消失。人們在家中可以有效工作,你不需要讓頂尖人才為了一場顧客會議而花一整天搭飛機,造成他們精疲力盡。他們可以花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同時仍然在工作上具有成效。對人們的生活造成永久影響的事情已經發生。
股東積極主義如何影響公司因應危機的能力?
股東積極主義使最勇敢的執行長變成了孩童。它將業務分為贏家部分或輸家部分,並要求執行長出售輸家部分。在大型企業中,你可能有醫療保健部門(由於大流行而蓬勃發展)和媒體部門(已經熄燈)。行動派股東為了下一季業績以及隨之而來的股價上漲,會限制執行長,結果,公司思維是短期的,而那種短期主義損害了這些公司較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因而使他們手足無措。
我們為因應COVID-19所採用的工作方式都不盡相同。我們全都會重返辦公室工作,或者這些改變是永久性的?
我認為我們永遠不會恢復以前的工作方式。員工發現自己可以遠端有效地工作,而且可能不會繼續留在要求他們重回辦公室上班的公司。如果疫情持續,而且又需要保持社交距離,我們不可能將辦公空間變成四倍,以便讓每位員工同時回公司復工。
每位執行長都要求財務團隊分析設施成本,並了解到,如果支持新的工作方式,就可以降低成本。他們可能會利用破產來終止租約,或是擬定過渡計畫,搬進容納人數遠比以往少的辦公室。他們會利用這些省下來的成本來提高營運利潤,並投資於將使他們能在這個新世界蓬勃發展的新產品或顧客互動技術。
總是會有執行長說:「我需要看到員工,才會知道他們正在工作。」但這種態度是基於恐懼,它會損害公司的未來。這些傳統的高階主管將無法與接受新事實的執行長競爭。
接受新事實的執行長將找到新的方法,以便在遠端工作的員工之間營造熱情和承諾的企業文化。他們將學習如何遠端激勵和吸引他們的團隊;他們需要領導人具備不同的技能。
人類喜歡接近彼此,而且我們很健忘。誰說群聚的欲望不會壓倒病毒引起的恐懼?
我們可以讓人們聚集在大型會議室中,也可以讓團隊到公司外部進行面對面的會議,但是視訊將是我們今後進行互動的主要方式,而這有真正的好處。我認識一位整天開放一個視訊頻道的執行長,他提供人們在該頻道露面的時段,也對任何想見他的人公布辦公時間,人們會出現在他的視訊頻道中。突然間,他們可以一對一地接近執行長,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
這些改變將如何影響公司招聘、留任和聘用人才的方式?
我們全都了解到,可以透過視訊認識人們。我最近聘僱了一位從未親自見過的行銷總監,她在很短的時期內對我的公司產生巨大影響。我們以往認為,如果員工在家辦公,就可能不會認真工作;他們只會出去閒晃喝啤酒。但我們看到員工實際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努力工作。我認為在疫情過後,留任率會提高,因為我們可以一直與團隊互動。
自從大流行爆發後,我加入了新的董事會;我們從未面對面開會,所有的董事會會議都是透過視訊進行,但事情進展順利到令人驚訝。以前的觀念是,執行委員會需要住在同一個城市才能擁有適當的團隊動力,如今這整個想法將會消失。何不花一星期一起在飯店開會,然後回家並且遠端工作呢?日後,團隊可以聚在一起進行有目的、有計畫的管理會議,並透過那些互動來建立關係和信任,好讓團隊成員可以住在任何地方,而不必集中在同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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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危機如何影響企業推動轉型的能力?
企業會規劃端對端的業務轉型,但因為分心的事物和對變革的抗拒,那些計畫常常被喊停。而這場危機需要如此快速作出這麼眾多的改變,以至於無論執行長是否打算轉型,現在轉型已成為每家公司DNA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處在這樣的現狀,被捲入未來。我們已經證明自己可以轉型,現在需要將這種強迫性轉型嵌入今後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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