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確邁向永續發展 政府及企業應調整做法
國際對於時序進入 2025 年的國際局勢與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腳步，各方多所擔憂前方充滿許多不確定性，透過國際關係與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嫻熟的蘇義淵博士帶來全新省思與提醒。
採訪／林振輝、施鑫澤‧文／林呈欣‧刊期／2025.02
企業在近年來面臨組織型碳盤查、產品碳足跡、撰寫與申報永續報告書等新壓力，國內企業也以合規優先，而不是自發的自願行為來面對上述議題。國內合規的壓力，常來自於國外法規，企業內部 CIO 也習慣的運用數位管理系統來完成這些任務。
國外企業更重視自發式的重視環境、對抗氣候變遷與人權議題，以此來形成企業高階管理層的績效指標，以此向董事會展現管理上的價值，而且國外投資人更加嚴格監督企業在這方面的績效。但是國內企業的董事會對於高階管理層的監督不週到，遠低於對企業高階管理層在經營獲利情況上的要求，所以來自政府的監督機制，更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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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是在國際環境法的蘇義淵博士完成學業於國內淡江大學 MBA，以及美國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之法學碩、博士，修習氣候變遷相關法律。在民國 99 年回到台灣任教，並曾參與多項環境法律的立法工作。
永續概念普遍混淆 政府機制不佳
蘇義淵表示，企業實質上在推動永續，但在外卻都宣稱是在做 ESG。國內最大的問題就是企業並沒有清楚區分 ESG、CSR 與永續發展的差別，通常把 ESG 和永續發展兩者混合一起談，甚至出現「ESG 永續」的用法。久而久之，容易讓一般人以為永續等同於 ESG。
然政府與企業應該推動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為主，而金融機構與投資人相關的公開發行企業更應該同時推動 ESG，包括上市櫃企業也應該共同推動 ESG 與永續發展。上市櫃公司很重視公司治理，並以保護投資人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其實企業在實質推動上業務活動時，應該以「永續」來推動才是。
蘇義淵指出，金管會與環境部在以上相關議題推動上有明顯的差異，因而各做各的。環境部重視溫室氣體與污染物質管制，但是對於像是排放交易這種可以提供給企業更多經濟誘因的機制，由於不確定碳交易的市場秩序是否會失控，因此在政策推展上遲滯不前；而金管會則認為溫室氣體管制所衍生的相關標的並不是公開市場商品，因而不屬於其業務專責事項；政府要推動減碳議題，也是透過金融管制法規來推動。對於企業的日常營運，主管機關要求企業做到資訊揭露（包含揭露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而做到溫室氣體減量。這跟國外企業自覺應該擔負起企業社會責任而能做到不該對環境造成負擔，兩者的做法是很不一樣的」。
國內在很多名詞上很愛創新，但是不深究具體實質內容，甚至只做表面功夫，常有不良目的下的掛勾。政府部門也常有這樣情況，政府常先有一個目標與口號(slogan)，也造成部會間的協調機制降低，例如金融監管機關推動綠色金融，但是「綠色」與「永續」的內容與定義卻都沒有確定。這些被創造出來的名詞，在行銷或宣傳上固然有其便利之處，但這種破碎化的處理方式，不見得與相關的政策都可以完整的連結在一起，政府各單位也各言爾志；甚至會把內部的管理問題連結到國際關係與國際貿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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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在觀念上不正確，做出來的措施與決策，就無法連結到國際上的規範，這有時也會造成操作的事情浪費寶貴的時間與金錢。「舉減碳為例，在觀念不正確的情況下，政府的施政會讓大家以為回收再利用與減廢行為，就等同於減碳。或者節能就等同於減碳。亦或是像是很常見到的，企業把公益行為當成是慈善行為來操作。」「在觀念不清楚的情況下，容易走錯路，或者花了錢去做投資購買碳權，卻不見得是別人認可的減碳這件事，或者是主管機關所認定的「綠色」，算是常見的情況」。
蘇義淵進一步說明，像是做鋁回收的資源回收業者，把製程的下腳料、回收品轉換為原料來取代進口鋁來減少進口鋁的數量，這樣就算是循環經濟，有符合資源再利用或者減廢的議題，這樣行為就常常被誤當作是符合減碳的議題。
他表示，其實在上述過程當中，如果注意到科學與方法論，在回收與再製的過程中會損耗掉更多能源與資源，也就是這個過程中並不見得是有做到減碳的。這就算是不正當掛勾上而淪為口號在減碳。這些偏見很常見，也有很多報章雜誌在報導，逐漸累積成積非成是的現況。
政府宜設計好制度來鼓勵企業擴大參與減碳
即使民眾普遍高度認為環境保護是生存權的一部分，台灣的寶特瓶回收幾乎做到世界第一，但是國內企業依舊強調利潤與成本，並不會把環境保護、對抗氣候變遷、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活動當作是企業內部應盡的義務。蘇義淵表示「即使南部五金零件廠商已經受到歐盟法規管制，還是沒有意願、自動自發來履行環境義務，依舊期待拿到政府補助後才來花最低成本來做組織型盤查與產品碳足跡。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還看不到做好環境保護可以為企業帶來那些益處。
政府著重在推動政策時沒有足夠力道，而非治本的讓企業有動機來自動自發的提升意識，讓企業感覺投入在環境保護是無利可圖的。這不同於國外在 1970 年開始實行的總量管制加交易制度，可透過經濟誘因來讓企業為了可以創造額外收入或者降低成本做好環境污染減量，因而願意主動大膽創新與投資來做好污染減量。
減碳不只是環境工程的專業，而屬於跨領域專業，不僅有行政監管的做法，也不要擔心因為商品化與交易化以後帶來的炒作，需要更多學習。像是學習能夠建立經濟誘因與商品市場交易的機制，參與者、監督者變多了，降低政府管制成本，以此來鼓勵企業追求利益地來自動自發地減量。這需要放在行政院層級來整體思考，而不只放在環境部層級，也需要追上國際現在做法。
川普 2.0 時期新視野
很多人會將川普 2.0 連結過去退出巴黎協議的印象，覺得國際間對抗氣候變遷的活動會因為欠缺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持而有所減緩，進而影響與減碳有關的活動與驅動力。
蘇義淵表示，環境保護議題在美國是屬於各州的主權管轄事項，雖然美國聯邦政府在參與到國際減碳事務應該會有所退縮，但是過去在拜登總統時期的節能與減碳上的努力，像是電動車充電樁設置、風力發電等基礎建設投入，各州業者與政治人物都因此獲得實質的經濟利益。所以特別是民主黨執政的東岸、中西部與西海岸的加州、華盛頓州、奧勒岡州等各州的做法，他們各州的立法比聯邦更嚴格，也更重視環境保護。加上再生能源與運輸等產業的減碳議題，都讓美國的投資人、科學家與實業家更願意投資在氣候變遷科技。
所以，美國各州會更加重視商品化與交易，各州的做法會做得比以前更好，不一定等同於美國聯邦政府的作法。蘇義淵認為，各州在川普 2.0 時期將比過去更積極的推動對抗氣候變遷的行為，包括減碳、節能、創能（再生能源）、儲能等科技的研發與落實。美國也將持續強勢地將相關制度與標準推向全世界。
蘇義淵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將在川普 2.0 時期以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基礎上，整體持續推動環境保護與氣候相關政策。但是屬於國際貿易的關稅與邊境管制上，會是用來當作商業談判的籌碼，所以環境保護議題與國際貿易的作法，應該分開來看待。
因此，以減碳為名的相關議題可能促美國形成關稅壁壘，而其他各國也會跟進。從 1980 年代開始的全球化議題、區域整合，在川普 2.0 時期將會受到更大挑戰。
有鑒於此，蘇義淵強調，面臨此一國際貿易政策可能的轉變，企業不能掉以輕心認為減碳活動將有所減緩。事實上有可能會增加廠商的貿易成本與法規遵循成本。
未來政府要協助企業加速進行雙軸轉型
蘇義淵指出，要讓中小企業能夠用較低成本來完成撰寫碳盤查報告書與各種數位申報與資訊揭露的數位工具，宜搭配雙軸轉型（低碳轉型與數位轉型）的觀念與政策發展，引進適當的數位工具才能有效的達成。
目前很多產業內的公司都還沒有做到很完整的數位轉型，像是節能裝置缺乏數位監測。他表示，目前很多產業的基礎數據很缺乏，例如農業、畜牧業與漁業等產業、生物多樣性、能源減碳資料等基礎數據。而且過去多半強調硬體設備建置，此時應透過碳管理的資訊揭露，未來來推動企業來落實數位化、IoT 與系統整合的基礎建設，以此來取得更多數據。
政府不僅應該投入更多精力、資金在佈建更多裝置與感測器，以建立各種基礎數據，像是更細微、更深入的環境基礎數據，不能再受限於流程、物流（Logistics） 與交易的數據，更應該協助中小企業做好收集、分析、管理各種「環境基礎數據」，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性、農業、漁業與牧業等產業的環境基礎數據。
有了這些基礎數據，這對於發展碳管理知識、數位申報與資訊揭露等很有幫助。也可以讓台灣的中小企業有更強誘因來投入永續，以此成為其他國家發展中小企業之典範。
企業應該創造更多數據，以此來做分析，不要只做表面功夫，企業不該只在國內等待政府補助，而要大力投資自己的減碳需求。現在政府應該花更多力氣來讓企業願意做永續發展，以此培養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政府也應該投資在各種基礎建設，以支撐未來的永續轉型所需。
蘇義淵表示，政府應該改變基本概念（mindset），避免「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基礎資料庫，並做好永續基礎建設，以及建立資料庫來處理、儲存與分析數據，讓使用者在不被干擾之下能夠取得環境基礎資料數據。其次，不只是取得流程當中的監控、追蹤的資料，或者是使用者整理成報告後上傳的數據。例如過去政府執行溫室氣體監測，還應該能夠結合各種流程上的基礎數據，而這樣的機制需要經過重新設計。
蘇義淵建議，企業 CIO 們也應該要跨領域學習創造新的專業，舉例像是為了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應該多訓練具備「型態」與「分子」專業的生物工程師來協助建立生物基礎資訊數據庫/資料庫，建立起各種裝置來收集、處理、分析資料，以扮演基礎資料創造者，可能這些基礎資料目前來自於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以此來帶動很多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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